18-19世纪，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大转型。现代工业社会之后又是什么社会？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从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数字社会到智能社会，社会形态的界定既有延续又有变化，反映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技术本身的更新迭代及其对社会影响的日益加深。这是又一次大转型，姑且称之为“AI时代”。

伴随着社会形态演变的是社会分层秩序的变动。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劳动技能边界的变动是理解社会分层秩序变动的关键。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大转型过程中，技能分界线主要发生了两次大变动，随之带来的是社会分层秩序的两次大重构：先是从农业技能向工业生产和操作技能的变动，带来了农民的减少、工人的扩大和蓝领中产阶层的地位上升；后是从工业技能向知识和管理技能的变动，带来了白领、新中产、管理层（包括超级经理人）的扩大和地位上升。

AI时代的技术发展同时对蓝领和白领这两个阶层造成了冲击，带来了对“机器换人”的普遍焦虑和担忧。替代的核心逻辑仍然是技能，即AI可以、已经或将要替代人类的某些劳动技能。随着AI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劳动者必将面临人机协作的问题，因此必须要具备数字技能。已经有许多概念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数字技能作为一种新的技能分界线的重要性。

在历史上和理论上，当劳动技能分界线出现新的转移和社会分层秩序发生新的变动时，不平等的结构形态会出现三种可能，AI时代也不例外。一是会产生新的不平等。首先表现为新阶层或新精英的崛起。率先掌握核心数字技能的人可能会成为新的精英阶层，从而成为不平等结构的新势力。其次可能是新的底层阶级的产生。数字难民和数字贫困就是数字社会新的底层阶级。二是会削减已有不平等。以性别不平等为例，有研究就提出并论证，即使女性在获取或使用计算机方面没有优势，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也会减少对体力技能的需求，从而更有利于女性。三是会复制不平等体系。大量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社会学的视角切入的数字劳动或数字劳工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个中心思想。劳动剥削、劳动控制、劳资关系、劳资矛盾，所有这些早期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所强调的内容，在形式上都隐退在媒介和平台之后，在结果上却和当时高度雷同甚至无以复加。

由于以上三种可能都存在且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社会不平等到底走向如何并不确定。总体来看，担忧AI时代不平等会扩大的观点或声音更多。但需要强调的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就已经在不断扩大。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SBTC）理论对此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技术进步只是一个客观或中性原因，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有其复杂、深刻的经济社会制度原因。对常规任务偏向型技术变革（RBTC）文献的批评也指出，它们大多忽视了人类能动性和社会制度因素的作用。

因此，AI时代不平等的走向最终还是取决于“资本—社会—国家”三方力量的抗衡或平衡。其中，国家所设定的法律、制度、政策框架显然更具有决定性意义，比如，这将决定是数字资本主义（甚至技术封建主义）还是数字社会主义。国家对AI时代社会不平等的治理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体系和系统工程。对中国而言，只有用社会主义这个最大的常量去应对社会变迁这个最大的变量，方能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社会》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