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5日，社会学所青年学术交流中心邀请到前所长、周建明研究员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生效后的‘三农’问题”为主题展开演讲，分享其在农村调研的观察和思考。社会学所副所长包蕾萍研究员主持活动，所内外科研人员及研究生近二十人参与讨论。

中国乡村治理与农业发展的核心议题集中体现了制度变迁与当代实践的深层张力。周建明研究员聚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首先指出目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呈现“强分弱统”的情况，集体经济的基础不断被侵蚀，在“分”的基础上缺少“统”的制度依托。“强分弱统”问题反映出当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对“集体”这一概念的理解需要进一步调整和改进。之后，他具体介绍了自己在各地农村调研的案例及其问题，主要包括：基层治理体系正面临财政约束与治理效能的结构性矛盾，财政转移支付的缺口与事权财权的不匹配，导致村干部待遇保障不足与年轻干部流失的恶性循环；在强分弱统的制度框架下，基层既要化解土地承包确权等历史遗留问题，又需承担农业补贴发放、基础设施维护等新型治理任务，这种双重压力在土地细碎化与抛荒现象中尤为凸显；某中部农业大省的田野调查显示，种粮收益与务工收入的剪刀差，叠加土地流转的制度性障碍，形成了政策性种粮与策略性抛荒并存的悖论，折射出家庭承包制在新时代的适应性挑战，等等。

周建明研究员在总结大量调研案例的基础上指出，农村经营体制的演化呈现出显著的地理生态适配特征，改革开放初期制度路径的分化至今仍影响着区域的发展格局。西南喀斯特地貌区通过集体经济延续实现规模效益，而华北平原地区则坚守分田到户模式，这种差异化选择揭示了农业经营体制与自然禀赋的深层关联。当前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化学依赖症候——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与水产养殖的药物滥用，不仅导致土地质量退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更暴露出分散经营模式与生态监管的结构性矛盾。与此同时，合作医疗制度从集体主导向个人缴费模式的嬗变，以及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最后一公里的维护困境，共同勾勒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在市场化转型中的复杂图景。

如何破解当前困局？周建明研究员认为关键在于重构分与统的动态平衡机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创新实践在多地展现出组织优势，通过土地整合使种植成本显著下降，机械效率大幅提升，验证了新型统分结合的可能性。中美农业对比研究揭示，规模经营可将玉米种植成本差距缩小40%，而某牧区通过放牧半径扩大实现的成本降低，则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实证依据。这些探索表明，乡村振兴既不能简单回归集体化老路，也不能完全依赖市场调节，而需构建基层党组织+新型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的三维架构，在保持家庭经营基础地位的同时提升统合效能。未来的制度创新应着眼于建立弹性土地流转制度、生态补偿机制与复合治理体系，将历史经验转化为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资本，最终实现家庭经营活力与规模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在讨论交流环节，与会者深入探讨了农村发展的核心矛盾，普遍认为当前改革瓶颈更多存在于生产关系层面。有观点指出，土地制度、治理结构与利益分配机制的系统性错位，导致基层治理效能难以突破。多位学者强调，农村改革绝非单一领域的政策调整，而需建立跨部门的协同机制，既要破除农业部门单兵突进的局限，也要协调财政、民政、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政策供给。针对权力下放议题，参会者提出警示：在现有监督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单纯赋予村级组织更大自主权可能加剧基层寻租风险，有典型案例显示部分地区土地流转乱象正源于权责利配置失衡。讨论特别聚焦改革的两大掣肘：其一是监督体系断层，既有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难以穿透基层治理黑箱，群众监督又缺乏制度化渠道；其二是配套政策缺位，如土地确权与流转制度不同步、财政保障体系与事权扩张不匹配等问题，导致改革措施往往陷入政策孤岛。这些讨论揭示，农村深度改革必须同步构建权力制衡机制与系统化制度供给，方能在激活基层活力与防范治理风险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