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2日，社会学所开展第85期新智库沙龙活动，由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室薛亚利副研究员主讲《风险视野下的社会行为新解：发现、问题及出路》，室主任刘汶蓉研究员主持，所内相关研究同仁参加。

薛亚利副研究员从风险的基本概念和社会行为的分类入题，结合近年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发风险事件实例，分享了自己多年关于社会风险研究的思考及发现。她认为，在风险视野中，一般社会行为的某些特征会被强化和凸显，从而让社会行为本身也成为一大隐性风险源。社会风险的识别和社会风险的应对是两套不同的系统模式，即心智模式和规划模式，两套模式之间的适应性困境构成了风险演化的极大不确定性。

讲座中，薛亚利大致回顾了社会学关于社会风险的思想推演，提出风险就是事物的一种可能性破坏后果。风险的识别有赖于理性认知能力，然而人的理性认知却存在多种偏差和干扰，如可得性偏差、代表性偏差和锚定判断偏差等。她进而指出，在风险识别方面，人的理性并不一定比情感更可靠。就理性行为而言，即使是价值理性那种出于某种教义、尊严或信念的坚守行为，在风险情境中其可塑性也将大为提高；而人的情感反应在风险情境下会超常灵敏，大量负面消极的情感表达可能是对风险危害的一种正确的识别表达。她强调，情感因素如公众愤怒日益受到重视，情感与风险事件危害性叠加是风险危险评级的新维度依据，需要格外关注。在风险应对方面，社会行为变得具有是/非的可判断性，但它会因为远离风险而具有“保护性”，也会因为靠近风险而变为“非保护性”。因此，社会行为具有隐性的时间特征，它会通过行为的保护性方向改进从而调整与风险的距离。结合一些国内外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案例，薛亚利对以上理论观点进行了阐释，她特别指出风险的量化认识，即在风险发生的概率认定上存在主客观差别，行为科学关于思考决策中快系统和慢系统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风险识别和风险发生的过程机制。最后，她指出鉴于风险沟通和沟通过程中存在权力因素，所以社会风险不能由单方界定，而需要更多利益相关方的认识补充，风险共担是风险规避的关键点。

讲座引发现场的深入思考和广泛讨论。刘汶蓉认为，薛亚利的思考有助于我们理解理性为何有时在解释个体和社会现象时会失效，与社会心理学相关研究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她就薛亚利讲座中提到的两个观点进行了简要回应，一是情感因素在当前社会风险应对中的重要性，二是风险界定和沟通中，社会成员的情感因素如何被决策层看到的问题。雷开春研究员认为，在社会风险议题上，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各有侧重，需要认识到客观风险和主观风险在不同学科和视角下的多样性，以及在讨论社会行为时需综合考量社会情境对行为的多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