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9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年学术交流中心与哈尔滨师范大学东语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六期思海读书会活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作和家庭”成功举办。本次读书会的阅读书目为彭佩尔的《体制转型：日本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动态研究》、河西宏祐和罗斯摩尔的《日本劳动社会学》以及落合惠美子的《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本次读书会由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青年学术交流中心主任朱妍副研究员主持，由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骏研究员、哈尔滨师范大学东语学院郑杨副院长领衔，吸引了线上线下100余位同仁、同学参与。 

上午，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许川川老师和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张昊同学就彭佩尔的著作《体制转型：日本政治经济学的比较动态研究》进行导读。

许川川从马克思主义学科的角度出发就本书的主要内容分章节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他指出，本书从体制角度揭秘了日本在战后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变化的原因，运用了纵向历史比较和横向国别比较的方法，将历史和逻辑相结合进行阐释。导读中，他还指出本书没有关注到亚洲民族集体化的共性心理和日本全盘接受西方思想从而产生的个性心理间的矛盾与张力，横向比较时缺少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考察。张昊则紧扣“体制”这一理解国家长期政治经济波动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以时间序列呈现了二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的全景。他从社会经济联盟、政治经济制度及公共政策框架这三个要素，分析了日本体制的选择与变迁及其产生的一系列结果，发现日本体制的变化存在严重路径依赖的现象，政经联盟有强化的趋势。

在第一本书的评议环节，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尤怡文副教授对所谓“体制变迁”的说法给予商榷，提出可以将德国案例纳入比较，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日本路径。哈尔滨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李桃教授同样指出将中、日、德进行比较分析的必要性，借他人的经验能更深刻理解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友骏研究员则通过更系统地梳理日本战后至今国际、国内的状况，指出本书所说的日本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相较于战争带来的变化，只是社会内部结构的微调。日本弘前大学林彦樱助理教授指出，日本社会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不意味着日本即将进入新的“黄金时代”。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晨星指出90年代以后已经看不到日本的创新精神，对于日本经济能否再次腾飞持怀疑态度。

下午的读书会以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陆小雅同学和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刘心周同学对《日本劳动社会学》一书的导读开始。陆小雅以20世纪后半期日本劳动社会中“被动”的劳动者为切入点，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三方面回应“为什么日本劳动者难以主动争取劳动权益”这一问题。她认为，经营者的相对话语权变化、工会组织内部严重分裂、全球化下的资本流动等因素都促成了这一现象的产生。刘心周则侧重关注日本女性面临的艰难处境，分析认为女性需要承担大量家务劳动和育儿工作，导致她们聚集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一些意在保证女性就业权的法律反而加重了性别不平等。

在第二本书的评议环节，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朱妍、薛亚利、张可三位科研人员进行了分享和与谈。朱妍提醒研究者可以进一步关注政策之非预期后果的产生机制，并分析互补性制度体系的生成可能性。她还强调了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有助于呈现制度－结果－文化之间的互构。薛亚利指出作者展现了女性劳动力市场的部分问题，但没有就性别差异以及造成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展开。她认为，目前对于劳动贡献缺少多元且客观公正的评估，当下从薪资水平、职业等级、职业声望等维度进行职业的评估是以男性不承担家务为前提的线性期望，因此女性在劳动中承担的关系性、情感性的任务绩效未被承认与评估。她还指出，低结婚率、低生育率问题是亚洲国家共同的问题，日本社会目前的状况值得中国学界更深入地思考自身可调整的政策空间。张可简要回顾了日本劳动制度如何产生及其造成的影响，着重分析了大规模劳资对抗为什么没有发生，并指出本书缺乏对制度组织文化行为之间的关系张力的探讨。

在自由讨论环节，哈尔滨师范大学郑杨就频繁提到的日本社会的文化与习惯如何影响劳动价值观作了背景性补充，指出贵族庇护武士、平民的长期稳定关系是产生日本大小企业互助关系的背景。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刘汶蓉指出，一个社会如何安排它的生产和再生产性劳动，再生产劳动如何被政治经济体制看见是当下非常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或许需要从工作与家庭、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的关系弥合来进行讨论。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彭聪指出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受到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背景的影响，呈现出碎片化和多层次的特点。她指出，日本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对绝对贫困的定义和对最低工资收入水平的设定相对较低，而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进入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因此对日本社会保障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高质量发展。

随后，哈尔滨师范大学肖岚同学和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孔明辉同学对《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一书进行导读。肖岚围绕该书的核心概念“家庭的战后体制”的诞生和变迁展开导读。她介绍了“家庭的战后体制”的三个特征，即女性的主妇化、再生产平等主义及作为中坚力量的多产少死型的过渡期世代，指出日本人口过剩是当时日本“家庭的战后体制”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且这三个特征普遍可见于各个阶层的家庭，同时提出了“家庭的战后体制”在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下面临的困境。孔明辉在导读中清晰展现了作者从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阐述“家庭的战后体制”的逻辑线索，强调作者对于建立以个体为单位的社会制度的展望。在此基础上，她就中日两国家庭主妇问题，从两国的就业环境、性别分工理念以及女性和家庭关系进行了比较。

在第三本书的评议环节，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朱安新副教授和哈尔滨大学郑杨教授进行了点评和分享。朱安新指出书中所指“21世纪的大脑，20世纪的身体”正是萎缩的社会体系的具象化体现，最终导致了丧失结构性、制度性保障的“伪个体化”，并提醒中国语境下个体化是观念个体化、消费主义的个体化，与书中的制度个体化天差地别。作为本书的译者，哈尔滨师范大学郑杨教授在强调“家庭的战后体制”的三大特征后，就本书再版后新增的细节进行了补充说明，她提到主妇并非自古有之，而是60年代经济腾飞后的适应性产物，并深刻影响到当下年轻女性的选择。此外，她还指出，目前日本的这种体制面临的困境是源于保障制度的缺失，中国实际上也遇到了或将要遇到同样的问题，稳定的户籍制度、亲属网的强大支撑是目前大规模问题尚未爆发的主要原因，但这样的问题正在日益凸显，并对育儿服务的巨大人力缺口表示担忧。立命馆大学的晨星教授补充，称日本家庭社会学经历过研究范式的转变，但主要分析视角以家庭为最小单位，落合老师则从个体的角度分析家庭乃至社会的问题，这样的视角鲜见但对于家庭研究非常有贡献。弘前大学林彦樱老师从自己对于60年代日本女性个体户的研究展开，提到随着收入的提高她们的劳动时长先增加、后减少，这些从业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主妇，落合的这本书为他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本次读书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热烈的思想碰撞和激烈的交流探讨。最后在愉快、热烈的氛围中结束，尾声中双方就本次读书会的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充分肯定了读书会互学互鉴、交流讨论的形式，对线上线下所有与会人员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大家展望未来，期待举办更多类似的学术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