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9日，由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承办的2022年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冬季论坛“新发展阶段下的婚姻与亲密关系”以线上方式召开。全国来自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余位专家学者正式发言，超过500余人次的观众在线参与了会议。

本次论坛聚焦中国社会经济新发展阶段下的婚姻与亲密关系的新趋势、新问题，以主题发言、论文交流、与谈和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恋爱、择偶与亲密关系多元化”“性别关系的协商、再造与婚姻实践”“政策影响与婚姻制度变迁”等方面的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一、恋爱、择偶与亲密关系的多元化

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在多个层面影响着中国人的亲密关系。其中，消费主义、网络、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亲密关系的表达和互动方式。华东师范大学姚泽麟基于泽利泽的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辩证地反思了亲密关系与商品化之间的二元关系，阐释了亲密关系商品化的内涵，进而提出亲密关系消费、家庭内部金钱消费和商品化照护三个方面的研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项江南以礼物赠送为切入点，分析了恋爱中男性和女性在礼物赠送实践上的内涵和两性感知差异，对当下亲密关系中金钱与情感的拉扯及性别关系的张力进行了探讨。

中山大学丁瑜关于网络求偶、虚拟恋爱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正在成为青年人寻求潜在亲密伴侣的重要途径，但数字空间的性别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中的延续，女性用户的网络求偶体验具有复杂的两面性。有些人因在求偶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两性关系不平等而转向同性友谊的支持，基于共同际遇的结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异性交往的需要。厦门大学刘子曦等人通过对网络相亲平台的调查，探索互联网时代相亲者进入亲密关系时的信任策略，发现用户在使用平台和平台运营的每个阶段都蕴藏着具体的信任风险，而相亲者和平台通过在陌生人社会中建立社会关系网，将分散、孤立的个体纳入网络、形成制约，从而建立信任。上海大学李冰、陈蒙则从情感消费视角探讨了网络游戏对女性婚恋意愿的积极意义。她的研究发现，与“纸片人”恋爱会通过影响女性玩家对亲密关系的理想信念，从而提升其婚恋意愿。

婚育观念与实践的变革是亲密关系多元化的重要面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张亮以流动青年同居伴侣的孕后应对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婚内生育规范是国家政策、文化传统等外部因素与年轻女性的自身利益考量的共同作用结果。相比未婚生育，奉子成婚或终止怀孕是对年轻女性更有利的选择。上海交通大学程宬等人研究了浙北地区的“两头婚”婚居模式，认为这是浙北家庭在国家生育政策和地方特质共同影响下的一种适应性策略。在“两头婚”的缔结过程和婚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来自两个家庭的较量和博弈，也体现了对地方内婚制的强化与对女性生育自主权的削弱。复旦大学罗峰从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出发，搭建以“场域跨越”、“惯习碰撞”和“资本赋能”为核心概念的理论研究框架，对发达国家输入且定居中国的这一非主流的跨国婚姻类型进行了剖析。南京大学周涛则以“GL婚姻”为切入点，从个体选择、行动目的、合作策略来分析性少数群体假结婚现象的产生机制以及可能出现的风险，丰富了婚姻形式研究的多样性及不同的婚姻实践中所蕴含的关系法则。

二、性别关系的协商、再造与婚恋实践

面对当前普遍的婚恋困境，学者们从性别规范与协商的角度分析了城乡青年在择偶、婚恋实践中的期待和策略。上海大学计迎春等人通过调查相亲角父母为子女寻觅伴侣所秉持的择偶条件，探索了女性上嫁婚传统规范的延续和变迁。该研究发现，两性的传统性别规范都有所松动，但这种进步的幅度和快慢不平衡、不对称。其中，女方家长对传统性别角色期待有着更多的反思，甚至提出了一定的修正和挑战；男方家长则手握“性别玻璃标尺”，呈现出更复杂的糅合观念。南开大学杜平关注到了男性特质在亲密关系中的再定义，发现伴随情感与亲密的重要性上升，城市男性以一种主动的姿态作出回应，但他们对男性特质的重新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延续男性在婚姻中的主导地位，而非顺应性别秩序的改变诉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辉对农村青年女性的“婚恋期待”研究表明，农村男青年仍以有限的“物质供给”为主要婚恋支付方式，其较为平庸的个体能力、无望的发展潜力均无法回应当下农村女青年关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浙江师范大学王兆鑫则运用“城市性”概念描绘和理解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高价婚俗礼仪，解释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婚恋困境。

在晚婚和不婚群体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婚姻对个体的生活质量到底有何影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王会光以上海都市社区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发现单身状态对青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对男青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大于女青年，对高等教育青年的影响大于对非高等教育青年。四川外国语大学蒋亚丽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分析婚姻对职场女性的工具性回报和情感性回报，指出促使或者阻止女性走进婚姻的是对丈夫家庭贡献的预期，男性积极承担家庭责任能显著提升女性的婚姻满意度。

婚礼仪式的变迁和意义是本次论坛的研讨热点之一。上海交通大学的刘艺涵等人通过研究城市青年女性的备婚实践，发现新娘看似掌握着婚礼主动权，实则无法避免父权制规范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规训，且新婚夫妻对加强夫妻关系的渴望也并没有超越孝道规范下的代际压力。中山大学的裴谕新等人通过对城市青年夫妻的婚礼实践研究发现，面对生活压力，青年人以“拼贴式婚礼”的方式积极理性地规划和经营“婚礼”，完成自我身份的过渡；在充满经济理性和个性化追求的同时，兼顾家庭团结和社会整合，成为再造婚礼的自反性主体。

三、社会政策影响与婚姻制度变迁

在社会政策对婚姻的影响方面，与会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讨。北京⼤学董浩通过统计数据和大数据分析，证实了“离婚冷静期”规定显著减少了我国离婚登记数量，并通过地区结构性差异的探索性分析，讨论了“离婚冷静期”降低离婚率的机制。南京大学于皓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究了教育对女性初婚时间影响的变化趋势，发现教育对女性婚姻的推迟作用在不同地区和户籍人群中有不同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高学历女性结婚难的问题已经开始转变。香港大学宋瑞峰通过对中美两个重要个案及相关联的法律、文化背景进行比较，提出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重要因素是对警察法律责任的规定，反家暴研究的重点应当关注警察的问责制和影响警察决策的制度因素而非文化。

在农村婚姻家庭变迁和政策影响方面，青海师范大学尕藏的研究表明，西部大开发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村民外出打工促进了青海农牧区的婚姻从传统形态走向自由恋爱和法律婚姻的形态，通婚圈扩大，不同信仰家庭之间的通婚也在增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何建桦在对凉山彝族抵制高价彩礼的田野观察中，解释了政策变化如何影响当地社会机构和文化系统，形成了当地民众从“无礼不婚”走向“以礼入婚”。西安工程大学李晓敏等人通过对多地的婚俗改革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婚俗改革的注意力配置侧重于精神文明建设和改革理念，构建了党政主导、社会协同、群众自治“三元共治”的改革主体，但法律法规与村规民约结合的有效性、改革理念与改革手段的适切性需要进一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