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 15 日 是第16个“国际家庭日”，也是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成立3周年。中心以“家庭研究论坛”方式纪念这个节日。来自政府部门、高校、心理咨询业的专家学者、社会工作者以及媒体记者出席了该论坛。

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徐安琪研究员在会上发布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有关青年家庭价值观的初步调查结果。2008年对上海1200个、兰州1000个家庭的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年轻人的家庭基本义务观具有传统的延续性，没有显著的年代差异和城乡差异。具体表现为，首先，观念上仍注重夫妻感情专一，70年代后出生的被访认为“男女有婚外性行为”是绝对错误的占64%，与60年代出生的被访相比没有显著差异；认为“因一方外出等分居半年以上，配偶/伴侣与他人有性关系”是绝对错误的也占61%，与60年代出生的被访相比没有差异。在行为上，70年代后出生的被访对配偶忠贞不二/感情专一感到满意的占92%，不同年代间以及城乡间也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而过去一年中，70年代后出生的被访述说家庭因婚外恋（包括怀疑）、重婚、嫖娼等婚外性行为而烦恼的不到1%。其次，在孝敬赡养长辈方面，70年代后出生的被访赞成“子女应尽自己的力量赡养父母使他们的生活更为舒适”达到96%，没有城乡差异，并且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年代出生的被访的认同度。此外，他们认同“好好孝敬、侍奉公婆是媳妇应尽的责任” 占93%（男女一致），也未显示年代差异，农村赞同者的比重略高于城市。

不过，青年人对婚前性行为的观念，比中老年人更为宽容，但对不同情况的宽容度并不相同，他们认为“男女在婚前发生性行为”没错的占18%；赞成“单身的中老年人同居可相互照顾并减少不必要麻烦”的占42%；认同“单身男女只要有结婚打算就可以先同居”的为23%；而认为“单身成年人如果非常相爱而发生性关系”没错的则达37%；相应地，认同“单身男女即使不想结婚也可以同居”仅占11%。

单身贵族或“丁克”家庭也仅为少数青年人所认同，自愿不婚的观念仍是少数人的意愿。70年代后出生的被访对“不管怎么说，人总是要结婚的”持认同态度的为71%；认同“结婚后不要孩子”的只有3%，但表示“无所谓”的比重显著高于其他年代。与其他国家相比，上海很赞成“结婚是个人自由，所以结婚不结婚都可以”的比例要低得多。

此外，青年人在离婚的观念方面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70年代后出生的被访对“如果父母经常吵架，离婚或分居对孩子更好”持肯定态度者显著少于持否定态度者；而对“比起容忍不和谐的婚姻来讲，追求个人的幸福更重要”则持肯定态度者多于否定者。

对于“同性恋是应得到尊重的个人自由选择的性取向”也存在地区和年代的显著差异。上海被访比兰州更认同，青年人不认同的比重更低。

徐安琪研究员认为，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使青年人的家庭价值观发生较大变化，但价值观的年代变化仍有很强的延续性。研究表明，终身婚姻、敬老孝亲仍受年轻人推崇，而未支持“70后”、“80后”的家庭基本义务观出现所谓的异化或断裂。对那些被传统所固化的“婚前性行为是不道德的”、“结婚、生育是人生的必经之途”、婚姻的不可离异性以及“同性恋是变态”等价值观趋向多元化，是宽容、理性的观念变迁，这将使个人具有更多的自由选择。而将70、80年代出生的青年说成是“道德混乱”、“家庭意识薄弱的一代”主要还是来自特殊的个案，包括一些网络调查等。同时，“70后”、“80后”的说法也缺乏学术涵义，青年人的价值观既有变化更具延续性，同一年代出生对象的教育、地域、城乡、婚姻状况、家庭背景等差异或许超过代际差异。

上海市妇联权益部的龚秀蓉就2008年受理群众信访和法律援助接待情况作了介绍。2008年全年各区县妇联共受理67000余件次的群众来信来访，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婚姻家庭类所占比重较高，约为44%。2008年度的信访和法律援助特点表现在：包括住房、财产及家庭成员矛盾等在内的家庭纠纷增长较快，同比增长约20%。第二是有关离婚财产的法律咨询。前来咨询的多是处于弱势的女性，她们多遭遇丈夫在离婚前转移财产的问题。第三是反映配偶有外遇或是重婚、同居等。2008年度的信访和法律援助共接待3000多件次，前来求助的妇女年龄跨度较大。据对接待情况的统计，婚前与婚外同居者的年龄呈现低龄化。第四块是80后婚姻不稳定，因小矛盾发展到要离婚。双方的家长也卷入到矛盾中来，使矛盾扩大化，有不少老人为子女的问题前来咨询。接下来是老年人的赡养问题，主要涉及到子女的赡养义务以及老人财产的分配之间所出现的矛盾。最后是农村出嫁女无法分享农村土地出让金/补偿金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市妇联领导在亲自阅批群众来信，组织青年干部接待群众来访之余，注意追踪相关案件进展。并在全市各区县成立妇女人民调解委员会，维护妇女权利，完善人民调解网络。同时强化有关培训，将心理咨询运用到信访工作中，提高妇联信访干部的工作能力。此外，还聘请包括法官，公安，法学、社会学教授在内的专家接听热线电话。2009年3月以来邀请12位女律师志愿者接待群众来访，初见成效。

上海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知音心理咨询中心主任王裕如介绍了临床治疗的经验。成人前来咨询主要有两大部分，即婚姻恋爱和孩子教育问题。临床咨询中有65%的个案有关婚姻恋爱。前两类咨询都和家庭有关。第三类才是工作压力，第四类才是心理症状。婚姻恋爱的个案中最多的是外遇问题。一般来说，35、36岁开始到50左右是较为集中的。分析其原因：首先，与社会生活形态，包括经济发达，有多余的金钱有关；其次，是空间增大；第三是律法放松，法律不再介入双方同意的两性关系。律法的改变实际上是社会的进步，个人的私领域拓宽，但如果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在这样的政策改变之下外遇也会增加。此外还有城乡一体化因素，农民、市民生活在一起，外地人和本地人融合在一起生活，外地人在就业途径方面更为新鲜，使得娱乐业更为发达。第四类是工作压力。办公室恋情有这部分的因素，“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在家时间越来越短，在办公室时间越来越长。这些也是有些家庭发生变故的客观原因。

第二个现象是精英女性的婚恋。她们在拼搏的关键时候没有去恋爱，当事业比较稳定的时候回眸一望，可以匹配的人已经成家了。她们错过了最好的时机，但要求不减，年纪越大要求越高。对此 王裕如 老师的建议是不要将社会的观念带到自己择偶中来。

第三个现象是家庭问题的个体因素。首先是女性的过度依赖性。她们对丈夫的过度追踪反而会引发婚姻问题，自己在生活上也会很痛苦。第二是一些女性个体承受压力的能力有差异。这与精英女性进入婚姻难有所不同。

王裕如 老师认为，婚姻存在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是婚姻的生理性，两性关系的缘分或一见钟情或许与磁场有关。后天方面，在性的频率、性的观念、性生活方面是否和谐也会影响婚姻。第二是心理精神方面。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有共同的价值观可以感知世界。第三是社会性，包括门当户对，经济收入等。三方面都满足是“天仙配”，三方面好了两个还可以，三方面只好了一个是大吵小吵不断。婚姻有问题是常态，没有问题是意外。婚姻贵在协调，贵在相处。

复旦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自己在美国哈佛大学一年多做访问学者的成长经历，与大家分享了如何将家庭研究置于社会变迁之中，将其做得更深入。认为家庭研究应与主流社会进行对话，发掘其中的理论逻辑，而不能仅以家庭谈家庭，简单地以社会变迁推论家庭变化。

4位主讲人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期待在7月20-22日在西安举办的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研究论坛上再次聚会探讨。